世界经理人文摘：针对媒体反映的部分药品在新国家医保目录公布前后大幅涨价的问题，国家发改委价格司负责人就有关政策和工作进展进行了介绍。
按现行法律法规，药品进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后，将从企业自主定价转为由价格主管部门定价，按规定程序核定最高零售限价。由于需要开展成本价格调查等工作，药品从进入医保目录到政府核定限价标准，需要一定时间。为不影响市场供应，按政策规定，在政府未定价前，经营者可以暂按市场实际价格执行，但不得随意涨价。
目前，国家发改委已启动对新进入2009版国家医保目录药品的价格核定工作，正在进行成本和价格调查。对于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前，企业突击涨价的，将严格成本核查，属于不合理涨价的，定价时一律不予认可;对于进入目录后、政府定价前涨价的，将责令相关企业恢复原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
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是药品最高零售限价，主要是“防涨价”。国家发改委正在研究制定新的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在控制涨价的同时，将配合招标采购，促进企业通过竞争合理降低价格。对于企业自主定价，正在研究“反暴利”的具体认定标准和程序，将依此打击恶意抬高价格，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发改委这次该对飚涨药价下猛药了
国家基本药物进入医保目录，并由医保予以报销，这对于减轻群众医疗负担、缓解“看病贵”意义重大。但就是这份牵涉到全国十多亿群众医疗支出、由国家权威部门发布并核价的医保目录，近期却屡屡曝出药价虚高，这颇让有关部门尴尬。
上月，央视曝光出厂价仅15.5元的芦笋片，到医院卖出213元的高价，利润率达1300%。其之所以能卖到如此高价，也正是打上了医保用药这块金字招牌。
当然，二者还是有差别的。后者实现了暴利;前者还没有发现有暴利，但其涨价并倒逼政府“帮忙”涨价，本身就有暴利的冲动。但二者也有相同之处，那就是都让病人背负沉重的负担，让新医改蒙污，让政府公信受损。
人保部去年4月数据显示，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已达11.3亿人。所以药品一旦进入医保目录，就意味着企业的产品将获得大量、稳定的订单，也意味着企业的成本将摊薄，药价会有一定的下调。但现实是，进入目录后药品不降反涨。对于原因，我们可以批评药企追逐利润不择手段，但医保药提价并非企业一厢情愿，如果主管部门不批准，想提也行不通。所以，药物暴利的背后虽有诸多“推手”，但核心还是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存在漏洞。
资料显示，国家医保目录的制定在人保部，但价格制定在国家发改委。在国家医保目录公布新品种时，国家发改委并不能立刻制定出相应价格，而要在各地物价部门上报审查后的药价，才能最终拿出政府定价。这一时间差就给药企留下了“公关”操作的空间。
在这个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中，物价部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此前就公开提出，暴利药的源头在于政府物价部门定价虚高。姑且排除物价部门卷入药品利益链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但众多问题频频出现，也暴露了物价部门在审查药价成本时严重缺位和失职。而在国家发改委，虽被地方“绑架”，导致药价在政府定价时就被虚高，但也有失察之责。
在药价频频曝出问题的同时，国家发改委也频频“灭火”。5月底，国家发改委称将采取四大措施降低虚高药价，其中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6月10日发出《药品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称政府将设定药品应有的成本价，避免企业乱报价。昨日，国家发改委又针对部分药品在医保目录公布前后大幅涨价的问题表态，称正在进行成本和价格调查，对于进入目录后、政府定价前涨价的，将责令相关企业恢复原价。
国家也想一劳永逸解决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但这项工作毕竟牵涉深广，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机制一时改变不了，国家发改委此次何不下猛药，对乱涨价的药企进行制裁，取消其进入目录的机会并将其列入“黑名单”，并问责让其顺利通关的地方物价部门，杀一儆百，增大药企和地方部门违法的成本。否则，国家发改委的最新表态，很可能又只是一次“救火”，解决不了屡屡被地方“绑架”和药价频出问题的尴尬局面。
医保目录药品涨价源于公众被架空
我们可以指责目前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存在的漏洞。国家医保目录的制定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但价格的制定却又在国家发改委。在国家医保目录公布新品种时，国家发改委并不能立刻制定出相应的价格，而是要在各省进行价格调研后才能拿出政府定价。如此政出多门，必然给了企业钻空子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斥责不知药品成本价的政府定价。物价部门不是去好好摸清药品的真正底价，而是听凭药企报价，然后再象征性地比照一下本省和外省的现行价格，即很快定出指导价。这就达到了药企虚增基数以提高医院、医生所得回扣率的目的。
但是，真正导致政府定价成药企定价的核心问题，却是公众的意见被架空。如果是其他商品，消费者完全可以自主选择，对高价商品说“不”，但在药品消费上却只能被动接受，这也是药品政府定价的意义所在。作为最终的埋单人，公众在药品的招标、定价以及流通环节上没有话语权，正是暴利药、天价药以及由此滋生的药品腐败链的元凶。
一方面，只有药品的随便涨价，却没有相应的价格听证。要么任凭药企自报价格，要么就是关起门来定价、招标，这怎么可能没有权力寻租和被寻租?缺失了公众参与和监督的药品政府定价，必然会以牺牲政府信誉而让公众受伤。前不久，媒体曝出一种利润达1300%的抗癌药即是明证。
另一方面，不让公众知道成本价，政府定价必受药企钳制。要摸清那么多药品成本价的确有难度，但比较给予公众一个合情合理的价格，这样的难度又有何难?何况，定价前却搞不清楚药品的成本价，政府定价岂不是成了瞎定价?这里面不存在技术性难题，只有可能有关部门不想让其透明，甚至不排除有浑水摸鱼的嫌疑。
很显然，加强公众监督就是要增进药品政府定价过程中的信息公开，还需要并引入各种形式的监督。既要加强阶段性的信息公开和接受监督，又要及时反馈和公布公众监督的内容与效果，不能总是以最终公布国家医保目录来取代更多的信息公开，更不能以类似的一锤定音来拒绝过程性社会监督。可以说，只有真正引入公众监督的药品政府定价，才能经受时间与公平、公正的考验，摆脱与不良药企一个鼻孔出气的瓜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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